文/郁风
兰州大学近日被推上风口浪尖，先是有学生在微博举报自己老师课堂上抹黑抗美援朝，接着兰大给出回应：经调取课堂视频、与上课学生核实，情况为：在讲到抗美援朝战争影响及意义时，授课教师引用了网上曾经出现的“一得九失”等错误观点，并明确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。
(资料图)
也就是说，老师上课引用错误观点是作为反面教材予以批驳，能够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朝鲜战争的意义，是再正常不过的教学方式。然而，某位学生拍照后断章取义，发至网上进行举报，是不折不扣的诬告。
遗憾的是，兰大在回应中表示“将继续强化对教师的培训，切实提升教师教学水平，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”，并无谈到对诬告学生的处罚。
要知道，该学生对老师发起的是极其严厉的指控，若非有课堂视频和其他学生为证，该老师轻则面临停职免职，重则面临牢狱之灾。《刑法》中有专门的诬告陷害罪：“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，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”诬告学生不仅道德败坏、手段卑劣，更涉嫌违法。
在发起举报，意图置他人于死地时，举报人就应该考虑自己将承受的后果。如果举报属实，那被举报人应该受到处罚，如果举报不实甚至是恶意构陷，那举报人应该承受诬告的代价。否则，举报有奖，诬告无罪，诬告不需要任何成本，那岂不是变相鼓励人人举报，人人告密？
诬告者既然是985高校历史系的学生，不可能不知道历史上的告密之风：商鞅曾鼓励秦国人告密，甚至鼓励邻居举报邻居，儿子举报父亲，并制定刑罚“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”，不告密会被连坐。
武则天为了鼓励告密，规定地方官府需给告密者准备马匹，按五品官的标准供给饮食，告密内容如合武则天心意可以加官进爵，告密不实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，于是“四方告密者蜂起，人皆重足屏息”，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不敢说话。
康乾两代更是大兴文字狱，鼓励大众断章取义、牵强附会进行举报，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，在某些时候，乾隆明知是冤案，也要下令将被举报者处死，甚至地方官员如果处置不力，连带问斩。乾隆想传达的是，即便是冤案也如此大开杀戒，那如果是真的不得九族问斩？在这种高压环境下，人人战战兢兢，互相防备互相告密，甚至不敢写东西唯恐被人捕风捉影举报。
这种高压恐惧的环境造就了清朝思想文化成为一潭死水，而同时期的西方经历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后，出现了思想文化的高度解放，进而促进了科技工业的高速发展，几十年内就将同时期的中国远远甩在了身后。
没有思想文化的自由和繁荣，就不可能有科技经济的繁荣和开拓。眼下互联网随着用户群体下沉和质量下降，出现了一股敌视知识，尤其是敌视文科的风潮，进而助推这股举报高校教师之风。矛盾的是，他们一方面宣扬“尊师重道”，呼吁发扬“中华优良传统”，一方面又鼓励学生举报老师。
一个把老师视为敌人，处心积虑想举报扳倒老师的学生，对老师会有多少尊重可言？若长此以往，老师授课时战战兢兢，只敢照本宣科，把台下学生视为监视者，学生则把老师假想为敌人，费尽心机搜罗老师可能的“错误”。
这样的课堂，这样的氛围，这样的师生关系，如何培养人才？如何弘扬教育？如何形成开放包容、兼收并蓄的思想氛围？
武则天时代，官员魏玄同被诬陷处死，临刑前有人劝他，何不向武则天告密，以获得面圣脱罪的机会？魏玄同断然拒绝，凛然道“人杀鬼杀，亦复何殊，岂能做告密人邪！”被人杀死和被岁月杀死，有什么区别，我怎么能做告密之人？
而商鞅塑造的告密之风一直绵延到汉初，直到汉文帝即位，他分析过往的教训：“惩恶亡秦之政，论议务在宽厚，耻言人之过失。化行天下，告讦之俗易。吏安其官，民乐其业。”从此民众将告密视为耻辱，政通人和。
可见，遏止告密诬告之风，不光需要普通人拒绝告密的观念，也要大环境的纠偏。一方面我们需要对违法犯罪分子予以举报，一方面也要对诽谤诬告者予以惩治。既要防止右的错误，也要防止左的错误。
兰州大学此学生既然诬告行径坐实，那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而不是被变相姑息纵容，甚至引发其他学生效仿。建议兰大将此学生予以记过或劝退处分，“提升教育教学质量”，不光要“强化教师培训”，也要保证学生的品德质量。
